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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共运，重归中华（6）??走“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资本主义”之路
2008-01-03
除了残暴没人性，共产主义运动还有如下一些共同的特点。（二），输出共产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人类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，所以主张世界革命，要解放全人类。俄国共产革命成功后列宁就说：“我们经常强调：我们不能单在一个国家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如此宏伟的事业”（拉脱舍夫：《分析列宁》莫斯科1996版，40页）1920年列宁再一次清楚阐明：“只有当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征服全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的胜利才能成为永久的胜利。因为我们在发动这场革命的时候，就完全指望能发生世界革命。”(《列宁全集》42卷，第1页)。列宁还认为：要把革命扩展到国外最好就是挑起世界大战。当年共产国际加盟章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共产国际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”。所以苏俄革命成功之初就曾试图帮德国、匈牙利、波兰搞共产革命，但都没成功。帮国民党建军、改革政治；1921年帮中共成立、促国共合作赤化中国，都是苏联当年输出革命的表现之一。 输出革命号称帮助别国人民解放，为了苏联稳固是真。列宁毫不忌讳地表示共产国际是俄共一个支部。可见共产国际任一成员只是苏共支部的成员，当然就要唯苏共之命是从。必须把苏联利益放在其自身国家民族利益之上，所以苏联对民族主义一贯采用两面手法。 斯大林时期更忠实执行列宁输出革命的路?，二战后东欧八个共产政权的建立，蒙古、中国、北韩、古巴、埃塞俄比亚等等共产政权的建立，稳固均与苏联的帮助有不同程度的关系。毛泽东对革命输出更不遗馀力，如对朝鲜、越南、印尼、阿尔巴尼亚、非洲、柬埔寨等，为他老人家名扬四海，不惜挥霍贫穷的中国人民的巨额金钱，牺牲他们无数宝贵的生命。 被输出共产革命的国家都不具有共产革命的条件，而建立共产政权以后，都有共同的特点：废除私有制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，神化个别领导，控制舆论，蔑视人权，不受约束的特殊阶层，贪污腐化盛行，人民政治经济生活比革命前更遭。 输出革命是列宁、斯大林等前苏共执政者的政策，也是毛泽东坚定不移的政策；因苏联解体，中共改革，现已停止，但今后中共还会不会再干输出之事，可能性已不大。 （三），经济下降，人民生活困苦 改朝换代的革命对经济正常发展，人民生活的保障肯定是负面的，所以生产急遽下降。以苏俄革命为例：1920年重工业总产量仅及1913年帝俄工业总产量的18％；煤炭产量跌到只合1913年产量的27％；钢铁产量则只合1913年产量的2.4％。粮食生产也急剧下降，1913年谷物年产量为七千八百二十万吨，1920年变为只有四千八百万吨。造成物价飞涨，生活水准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生活水准的三分之一，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惨烈的饥荒。饿死五百二十万人。美国总统赫伯特．胡佛(Herbert Hoover)亲自主持美国救济总署的接济，使二千五百万人受惠，才得以缓解。 革命成功后面对百废待兴，可是各种政经因素的干扰，或忙於残酷的内斗，又实行中央统一规划的共产经济模式等等因素，经济还是搞不好。即使俄国或原东德、捷克等一些原来素质比较高的国家也不行。可能某些领域（如军事工业）强一些，但总体实力，尤其关系民生的事业落后面就更大，而一些仍然沉浸在战争思维之中，只热衷於政治斗争的统治者，国家就会长期处在物质匮缺，基本生活还难以保障的境况。例如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大陆，现在的北朝鲜，莫不如此。 （四），打击消灭宗教 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，当然会利用机会限制、打击宗教。1922年春，列宁藉上一年失收造成的饥荒打击东正教，在一份给中央政治局的备忘录里列宁写道：“现在，也只有现在，当灾区里正在人吃人的时候，当成千成万的饿俘横尸路途的时候，我们正可以(而且也必须)用最严厉，最无情的力量，来没收教会的财物……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笔几万万金卢布的巨款。”用这种方法没收过来的财物，并没有用之於救济灾荒，而是被苏维埃国家挪用於其他应急。但东正教会经此打击一蹶不振，逐渐衰退，直到苏联解体。 中国的宗教问题比苏联复杂，因为前清时，欧美国家大量传教人员进入中国时，的确存在利用宗教欺侮中国民?，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实。那时罗马教廷派到中国一个地区的主教，清政府在被迫情况下给与他封疆大吏??总督的地位，有如该地区之另一政府。人们从这样一个安排就可以看到宗教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。尽管如此中共建国之初，对宗教人士还是比较客气，比苏联对宗教的做法宽松。到文革的狂暴，则塔利班也相形见绌了。 四，旧式共运留下的主要的遗产 （一），铸成特权集团 无可否认有许多人当年的确抱着单纯、正义甚至崇高的理想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不图个人利益，信仰了共产主义并投身於这一事业，有着令人敬佩的情操。但在共产革命中，充斥大量社会低层，他们往往因听话、好使用而被信任，成为党的中坚。1922年对苏俄党员的调查结果显示：只有0?6％是大学程度，6?4％受过中等教育，文盲4?7％，据此学者认为革命队伍中，90％以上的人并无正常行政工作能力。中共革命队伍情况当比此更差！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部下其素质就更差了。 随着革命的成功，不少寻求自身利益，无非抱着去分“猪肉”的投机人士蜂拥钻入。党员身份和思想意识形态成了他们牟取私利，掩盖丑行的工具，使他们可以取得政治上的安全和名利上的丰收。他们的利益可以凌驾於人民大众之上，他们狼狈为奸，维护他们的诉求和利益，他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干的却是最猥琐缺德的勾当。这样素质差的、投机钻营的、新和旧的党员们混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占党员人数百分比不低，自私自利，难以控制的官僚特权集团。到今天他们当中的表表者都去当资本家、地主了，可能还是个面善的恶霸。 “信仰”变成虚假而多馀。赫鲁晓夫儿子谢尔盖曾给其父作传，内有一段话：“从我的学生时代起，我就一直努力探索，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麽样子，但却一直茫然无获……我一直想老爹给我一点?示，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，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。我懂得了，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。”共产国家大头目也稀里糊涂，基层成员对共产主义会如何呢？ 从斯大林时代始，就有团结特权阶层的政策，他创造性地建立一种“高级干部特殊供应手册”制度。就是把担任重要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官员登记在册，按他们的级别享有各种不同的特权：诸如特供食品烟酒、生活用品、特别住房、特别医药、特殊病房、现代交通工具、公费旅游、高级裁缝制装、退休死后有特殊的安葬墓地等等。犯了错误，只要还是圈内的人就会得到特殊的照顾和处理，比如先来一个“党内处分”，总之有特别的恩宠，一切有别於平民百姓。这些政策的目的无非是让各级人员体会到，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党密不可分，大家必须死心塌地支持党。这群人其实已是一个新的特殊阶层。有人统计苏俄解体后这些“高干”有七十五万，连家属约三百万，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。与沙俄时代的政坛贵族人数几乎一致。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还有一招：就是把那些被认为过去、现在反对他们、与他们意见不同或不随便?他们指挥、看透他们的人；以及将来不可信任的人定为“某某分子”。这部分人被划入另册，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被剥夺，不但身家性命难保，而且株连亲朋。制造出这样一个对立面，共党就可以看政治气候之需要，随时把人们推进这一火坑，永保特权阶层不受威胁。 特权阶层是共产国家的特色，苏共、中共的历史都有力地说明了这种情况，井冈山的平均只是革命开始的做法。但中共的情况与苏联也有差别。中共一直比较注意经济平均，毛泽东时期经济上有差别，但不大，人们也因此认为毛时期比较平等。其实不然，毛时期特权主要表现在政治上，除了他们各种政治特权以外，相对于一般老百姓（特别被他们无理锁定的异己分子）他们在进好学校、做好工作、晋升好职务，找好对象等等都有优先权利。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主要得益者，也是那些原来特殊阶层的人们。他们得风气之先，串通一气霸占重要经济，行政，法律位置。他们深谙政策走向，手法精明，纯熟默契，在政界、商场长袖善舞，捞取巨大利益。 （二），一党专政以及党指挥枪 更重要的，国家政权、军队只有上述庞大的特权阶层才有权掌握。 也许是为了不至於被过去的历史纠缠得焦头烂额，也许是担心国家没有条件，不够成熟，也许是为了维持特殊阶层的利益……不管出於什麽目的，总之在共党掌政的国家，一定坚持一党专政，强烈反对军队“国家化”。这是旧式共运留给现今社会的又一遗产。一个经常被人们诟病的政治制度。 这种制度，没有轮替下台的担心，可以轻易逃避监督和制衡，可以置身法纪管辖之外。确保稳如泰山，甚至封建世袭式的特殊阶层利益。这使拉帮结夥，人民战争式的贪腐等违法乱纪现象在中共干部中很普遍，并且做得非常醒目，非常纯属有技巧。我们甚至能看到中共各级许多正派领导者，在苦心的企图改变这些情况，但清除总是困难重重。 尽管特殊阶层在他们获得主要利益以后，已很懂得让其他阶层也能得到适当的甜头。但是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人人平等以及其他美好理想，变成永远是一句空话。 （三）钳制舆论，剥夺自由 现存共党掌政的国家对传媒、舆论的钳制也是从旧共运遗留下来的东西。 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打倒以后，人民可以得到比资本主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，共产主义天堂就在眼前。现实是在旧共产革命成功，建立“无产阶级专政”后，国家机器转化为特殊集团对全体人民残暴专政之工具，一切必须听从特权阶层操控。人民生活难得改善，民主自由却不见了，动辄犯“文字”罪，而且会受严酷刑罚。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，恩格斯说过：“政治自由是伪自由，那可能是一种最坏的奴役。”要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先决条件就是要废除私有财产制。所以马克思主义断定只要到了资本主义覆灭后才会有“真正的自由”。可是列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，给人民带来了什麽“自由”呢？仅从舆论这一方面看，列宁在取得政权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，就是封禁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刊物。到1918年夏天，封闭所有独立发行的报纸和期刊。1922年列宁设中央检查局，一改沙皇时代对舆论的消极检查制度。结果书报刊载的，舞台上演的，电影看到的等等，都要经过严格检查，决不能冒犯当局。严控国际交流，普通公民不得出国。斯大林掌政以后执行更严厉的控制国内舆论政策。中共对舆论的控制与苏联如出一辙，毛泽东一向强调“反动派”夺权首先是造舆论，所以中共对舆论的控制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1957年“反右”就是剥夺中国人民发表治理国家意见权利的专制行为。到文革更达到“顶峰”，在世界上也是空前绝后。全国只读毛书，看三部电影，几部江青搞的“革命样板戏”。人们动辄因言论犯罪，言论罪犯比刑事罪犯更没地位，处罚更重，文字狱比比皆是。人民谨言慎行，朋友亲戚，父子夫妻不敢真言，笼罩着一片“红色恐怖”，有人称为“社会法西斯主义”。中共改革开放后这方面大有进步，但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，因还不敢迈出关键的一步，这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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